“男色之好”为何盛行于古代日本的僧侣和武士阶层?

2016-10-10 17:45:33  [来源:澎湃新闻网]  [作者:魏灵学 国薇]  [责编:张建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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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摘自:澎湃新闻网,作者:魏灵学 国薇,原题:《“男色之好”为何盛行于日本的僧侣和武士阶层》

  在日本历史上,男子之间的同性相恋曾十分盛行。鲁斯·本尼迪克特《菊与刀》一书中便写道:“沉迷于同性恋游戏也属于传统的‘人之常情’,在古代日本,这是诸如武士、僧侣这样地位很高的人所认可的享乐。”同性恋作为一种现象在日本是何时出现的?武士和僧侣又为何会对其情有独钟呢?

  触怒神灵的“阿豆那比之罪”

  在日本,“弘法大师开基”是一个被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弘法大师即日本真言宗(密宗)开宗祖师空海和尚(774~835)。“开基”即开创,本意指空海和尚开创真言宗,但后世“众道”(即男同性恋者)就此一语双关,暗喻空海既开佛法之基、亦开“男色”之基。在不少文献中,空海不仅是佛教“密宗”的弘扬者,更是男同性恋这一“秘好”的奠基人。这种说法散见于平安后期至江户时代诸多文本,俨然已是“书写构建之史”矣。

  日本学者西山松之助在《众道风俗》一书中曾写道:“据传,众道(即男同性恋)的开基者乃弘法大师、中兴者乃一休,庆长三年问世的《弘法大师一卷书》对此有明确记载。换言之,所谓‘众道’就是从弘法大师的同性之爱开始的。”

  但是对于这一传说,很早便有人提出了质疑。江户时代本草学家、儒学家贝原益轩(1630~1714)指出,虽然世间盛传宠爱男色之事始于空海法师渡唐以后,但是《续日本纪·卷二十·孝谦天皇·天平宝字元年条》中便已经有了‘通侍童’的说法,由此可见男色早在空海之前便已然存在了。这种说法在江户时代颇为流行。但如果参考上下文不难发现,这里的‘通侍童’是指年轻的侍婢,而不是那些江户时代的好事者所理解的“卡哇伊的男孩子”。

  当今学界学者大多认为,《日本书纪·卷九·神功皇后摄政元年二月条》中的“阿豆那比之罪”可能才是日本史料中关于同性恋问题的最早记载。

  这段史料讲了这样一个故事:神功皇后摄政元年(201年),白天昏暗如同黑夜,这种异象持续了很长时间。神功皇后询问事发缘由,有人提出这可能是“阿豆那比之罪”,即两位神社祝者(即神职,神道体系内侍奉神的人)葬到了一起。神功皇后遣人调查此事,发现果然是有两个祝者合葬到了一起。将两人分葬后,异象褪去,日夜有别。

  日本学者田中香涯认为,这里所谓的“阿豆那比之罪”即同性恋之罪;中国学者冯玮则指出,这段史料不仅说明同性恋在日本上古时代已然存在,而且还是一种会触怒神灵的罪行。

  从“大逆不道”到“大行其道”

  同样地,在日本的佛教僧侣阶层中,同性恋最初亦被视为一种“大逆不道”的罪行。

  学界对于佛教“公传”的时间始终存在争议,在奈良时代(710~194)与平安时代(794~1192),佛教经典与思想源源不断地从大陆流入日本,先后形成了“南都六宗”(奈良时代兴起的佛教宗派的总称,即三论、成实、法相、俱舍、华严、律六宗)与“平安二宗”(天台宗与真言宗)。在这一时期的佛教僧侣阶层中,“男色之好”广泛存在。日本学者碟川全次指出:“平安时代,僧侣要戒淫邪、禁娶妻。为了发泄生理需求。。。。。。不少僧侣蓄养美少年,并进行变态的性行为。”

  但这种行为在当时是不折不扣的罪行,例如源信(942~1017)所著《往生要集》一书对第三层地狱描述道:“此大地狱又分为16个小地狱,其中一处是‘恶见所’。强逼他人之子并对其进行侵害的邪道之人,会堕入此间承受苦难。若罪人有子,便将其子投入狱中,并用铁棍抽打、铁锥刺穿其阴部。。。。。。狱卒将其倒吊起来,将铜器里的沸水灌入肛门,使沸水流入其身,经五脏六腑后从口鼻流出。但上述做法并不是全部的惩罚。‘恶见所’后,这些罪人还要被投入‘苦恼所’,在这里,他们要忍受烈火炽烤的残酷折磨,直到其皮开肉绽、死去活来。”

  步入镰仓时代(1185~1333)以后,随着“镰仓新佛教”(净土宗、净土真宗、禅宗、日莲宗、时宗)的日渐兴盛,戒律日趋宽松,同性之恋也不再是一种罪。成书于镰仓初期、著者不明的《宇治拾遗物语》记载了一则笑话:一位高官选择一位据称从未犯戒、六根清净的僧侣撞钟,但他在撞钟之时却吓得瑟瑟发抖。迟疑许久后,这名和尚问“鸡奸应该无罪吧”,周围众人顿时大笑起来。而成书于1254年的《古今著文集》亦描绘了紫金台寺贯主(即主持)与一名叫“千早”的少年之间的爱情故事。

  到了镰仓末期乃至室町时代(1336~1573),同性恋已经是文学与艺术作品中的一种常见题材了。成书于1305年的《续门业和歌集》中收录了许多“吟诵稚儿”的和歌,而许多画家也开始将男色与男男之爱作为绘卷的主题——其中不乏有高僧与美童之间凄美而又传神的爱恋。

  我们熟知的一休法师(即动漫《聪明的一休》主人公,1394~1481)亦曾有诗云:“大圣文殊元开辟,金刚弘法再兴来。阴阳无气遍用处,人人入得呼善哉。”江户时代的传闻说,有人问一休“男子相好,可谓阴阳混淆”,一休写了这首诗作为回应。

  在这种社会氛围下,关于“众道(同性恋)说解”的书籍纷纷涌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1478年刊行的《弘儿圣教秘传》(讲述僧侣与男童的故事)。

  武士阶层的政治文化现象

  在日本历史上,男色之好不仅存在于僧侣阶层,还流行于武士与其他阶层之中。

  在平安末期,日本进入到“武者之世”,正如美国学者布雷特在《日本简史》一书中指出的那样:“从朝廷统治到武士统治,这一转变使得日本的政治和文化发生了永久性的变貌。”同性恋很快为武士阶层所接受,并迅速发展为一种政治文化现象。

  在记录了镰仓时代诸多史实的书籍《吾妻镜》中,便有关于“舞童”的描述,例如:(元历元年十一月六日条)“。。。。。。所劝申盃酒也,垂发吹横笛。。。。。。”;(建久元年)“鹤岳宫法会,有童舞十人。”室町时代,男风日盛,例如“日本国王”足利义满(就是《聪明的一休》中那个傻萌的将军,1358~1408)便极好男色,其“近习”皆为美男子。

  在“应仁之乱”(1467~1477)以后,日本进入战国乱世,这时候,蓄养“可爱的男孩子”已经不仅是一种风习或是审美,更是一种必要。

  一方面,对于武士而言,战场成为其人生的一大舞台,在缺乏女性的军事行动中,性欲的解决在很大程度上要有赖于身边的同性。另一方面,“下克上”之风的盛行使得人人自危,“小姓”(侍童、近卫)俨然是其主君身边最亲近的侍卫、最贴身的防线。以“天下布武”为理想的“第六天魔王”织田信长蓄养了50余名“小姓”,其中最有名的莫过于森兰丸(1565~1582)。他亦可谓战国时代最具代表的小姓:其一,森兰丸的父亲是织田家臣森可成,他死于宇佐山城之战,信长感念其忠诚,遂对森家遗孤格外照顾——收作“小姓”是延续主君·家臣关系的一种手段;其二,森兰丸俊美异常,由于男子元服(成人)后必须束发,信长甚至亲自下令不许他元服、让其披发,由此足见其天人之姿;其三,森兰丸颇负才华,弓道精妙、又擅长数理,其十四岁开始处理政事,十六岁便出任“诸事奉行”(总揽信长日常起居、使者接见、公文往来)。以森兰丸为代表,在武家集团内部,“小姓”从最初的“娈童”逐渐演化为一种兼“侍童”、“近卫”于一身的角色,有时甚至是主君的“预备家臣”。

  江户时代(1603~1867)以后,武士阶层男风愈盛,三代将军德川家光(1604~1651)直至22岁仍不近女色,五代将军德川纲吉(1646~1709)豢养的“娈童”多达130余人。在这一时期,同性恋现象亦普及到町人(江户时代居住在都市的职人与商人的统称)内部。浮世草子作者井原西鹤(1642~1694)曾言:“没有盟兄的若众就相当于没人来提亲的姑娘。(“盟兄”、“若众”都是对男男相好者的称呼)。”而在歌舞伎、净琉璃的剧目中,同性相爱更是稀松平常之事。

  此外,男色的性交易也日益发达。出身德意志地区的医生恩格尔伯特·坎普法(1651~1716)便观察到了“若众茶屋”招徕顾客的情形:“在这座城镇的主道上,坐落着9到10间小屋子,每间前面都站着一两个10~12岁左右的男孩,下流而又残忍的主人给他们穿上漂亮的衣服、画上精致的妆容、并让他们摆出女性化的姿态,这是为了满足富有的旅者们那私密的趣味——而日本人极其沉迷于这种恶习。”

  日本学者猪口武德在《性》一书中指出:“日本的性意识是由自然的享乐主义与宗教的严格主义两者构成的。”在日本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享乐主义的欲望论显然逐渐压倒了严格主义的罪恶观,而同性恋与男色之好,亦深深根植在了日本社会与文化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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