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忆西安事变:如上帝选我领导中国将护我安全

2016-10-24 09:33:52  [来源:人民网]  [作者:哈雷特·阿班]  [责编:张建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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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介石离开西安 资料图

  本文摘自:人民网,作者:哈雷特·阿班,原题:美国记者独家报道西安事变:蒋介石被囚时读《圣经》

  我的公寓在百老汇大厦(即今日的上海大厦)十六楼,高居于上海喧闹的街道之上。1936年12月某晚,我独自待在书房里,平静无事。从新闻角度看,过去的几个月颇为沉闷,不免感无聊。约十个月前,东京中心区曾发生兵变,多名内阁成员被杀,引起一片惊恐。随后的仲夏时节,中国也曾一度濒临内战,却因西南方面的突然垮台而幸免,事件带上了半喜剧色彩。这以后便不再有大事,唯见日本一以贯之,在华北从事种种穷凶极恶的活动,而蒋介石将军则多次巡游中国各地,以便加深中国的统一。

  目前,总司令正在陕西省的西安市。该处位于中国的西北地区,距共军占领区不远。占据西安及周边地区的则是少帅张学良的东北军残部。一直有恶意的谣言称,少帅的部队已经与红军沆瀣一气,西安与共产党根据地之间,定期有卡车及巴士往返,运送人员与军需物资。传言归传言,却一直无法核实。

  张学良先是被逐出满洲,继而又被逐出华北,于是便赴欧考察,终于戒除了多年的毒瘾,这才又返回中国。传言说,此君行事诡异,对于南京的剿共命令,一向拒不执行。我当时想,传言一定不确,否则蒋介石就不会贸然进入张学良的地盘了。

  那晚,我左思右想,横竖想不出有什么消息,足以作头条发往纽约。我在书桌上一叠便条里随手乱翻,发现了一份备忘录,内容是关于中国预算案中的海关税收部分。一看时间,只有八点半,找宋子文聊聊的话,不算太晚,便拨通了他家的私人号码。

  接电话的是宋子文的男秘书,一个能干的中国人。他说:“子文不在家。他刚才接到一个电话,就去孔祥熙家了。”

  我突然想起,那位著名的澳洲人端纳此刻正在上海,何不找他聊聊。端纳原是张学良的顾问,后来转而任蒋介石的顾问。他住在派克饭店(即今天的上海国际饭店)。我拨通了电话,接电话的是端纳的秘书。

  他说:“他二十分钟前还在,后来接到一个电话,就去孔祥熙家了……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回来。他走得挺匆忙的,好像很着急。”

  蒋夫人这时也在上海,住在法租界自家的房子里。两天前,我刚在那里喝过茶。我决定给她去个电话。接电话的是她的私人秘书,一个年轻的英国女人。

  我问蒋夫人在不在家。“夫人去孔博士家了,”她答道,“我不想给她打电话。她刚走不久,看上去很急,紧张得要命。”

  我不禁猜想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难道是召开家庭会议?因为蒋夫人、她弟弟宋子文和任财政部长的姐夫孔祥熙都在。他们匆匆碰头,还颇为着急。但是,若说是家庭聚会,为什么把端纳也叫去了?他只是个外人,还是个外国人。

  于是,我不停地拨打孔府的私人电话,但每次都是忙音。最后,电话终于通了,接听的是个中国人,声音很陌生。我报上自己的名字,说要找端纳。等了又等后,线路里终于传来端纳的声音。

  我问:“出什么事了,一家人干吗在一起聚会?

  他反问:“你怎么知道有聚会的?”

  “蒋夫人在那儿,子文和孔博士也在那儿,还有你。发生什么了?”

  “阿班,对不起,这事没法对你说。”

  “重要吗?”

  端纳陷入沉默,足足有半分钟,最后才说:“先别挂线,我去问问子文,看他要不要公布消息。很抱歉,我不能对你透露半句。”

  独家报道有时就是这么来的。

  宋子文接过电话,对我说,蒋介石将军被劫持了。事情发生在他的住处,在西安城外几英里的一座旧庙里……对,前东北军部队算是起义了,看来是和共产党人联手干的。总司令已经被带进城里囚禁起来了。他的卫队成员被打死了许多。蒋介石本人翻墙逃跑时,受了重伤……没有,对方没有提出勒索。这是场政变。起义者的要求很含糊。他说,政府还未决定采取何种行动……没有,上海还没有其他记者知道此事。

  重大突破!我得到了世界头等重要的独家新闻。但运气却与我无缘,此时已是上海时间晚上9点,正好是纽约的上午9点。《纽约时报》已经上街销售了。可惜,可惜。但是,时报还有一招,可通过霓虹灯字幕,发布这则轰动性的快报。那时离灯火管制尚远,时代广场的旧建筑外夜以继日地亮着灯牌,不断跳动着各种文字。

  接下来的一小时,我专心致志地忙于写稿,每十行组成一段快讯,让车夫送往电报局。车夫就这么来回奔波于办公室与电报局之间。向纽约发了总共五百多字的一则则快讯后,我终于稍作停歇,点燃了一支烟。这时才想起,驻上海的美国情报官员,对此事不知是否有所耳闻。若还是浑然不知的话,我倒是有责任将蒋介石的危险处境通知总领事、海军及陆军情报部门,还有美国海军陆战队第四团的指挥官。于是,我整理了电报稿的复写纸,开始挨个去电话。

  接下的两周好戏连连,结果则皆大欢喜,蒋介石终于得到了最好的结局,对中国,这也是幸事。宋子文与端纳冒着极大生命危险,飞抵西安。蒋夫人也体现出非比寻常的英雄主义气概,飞往西安,参加一场场谈判。最终,不仅总司令获无条件释放,而且由事件的主谋张学良亲自陪同,凯旋般飞回南京。

  中国立时陷入一片狂喜。自一战停战以来,未尝见过这种大众欢庆的场面。这场折磨,使总司令的个人声望大增,并巩固了中国的统一。至少,在日本大兵压境的局势下,统一的局面有望持续下去。

  1937年年初,蒋夫人对我说,她正根据其自身经历,撰写西安事变回忆,其中涉及她如何参与谈判,争取丈夫获释。该书的手稿将以招标方式出售,由出价最高者得,收入则拨入一项信托基金,其收益专用于总司令卫队被害成员遗孤之教育。西安事变爆发的清晨,总司令住在近西安的一座寺庙里,他的许多卫队成员在此惨遭杀戮。

  于是,我电告《纽约时报》,说该手稿正在寻找买家。回电指示我代表北美报业联盟竞买。最后,我以一万两千美元的价格购得此稿,当时,这笔钱约合四万中国货币。

  夫人所写的非凡手稿,特别强调总司令在被囚期间,认真阅读《圣经》,并在那段艰险的时期,加深了对基督教的信心。读到这些,我不禁想知道,对蒋介石这种人,基督教到底意义何在。杭州是个美丽的城市,点缀着古老寺庙,他们在西湖边有栋度假别墅。一次,我去作客,趁机绕着圈子探听西安事变的情形。蒋介石在我的引导下,终于滔滔不绝起来,讲述起一段极不寻常的故事。他的话,由蒋夫人替我翻成了英语:

  我睡在华清池北面的一栋房子里,紧靠着后墙。凌晨4点左右,我被南面院子传来的枪声和叫喊吵醒。我自己的卫队人数不到一百,都很可靠,我便猜想是有人要来行刺。

  我不喜欢穿整套的睡衣裤,睡觉时爱穿你们美国人说的那种老式长睡袍。被吵醒后,我从床上跳了起来,来不及换衣服,直接蹬上一双中式的布拖鞋,套上一件深灰的绸面薄棉袍,便跑了出去。因为是冬天,早晨天还是黑的。我朝着北面的围墙跑去,拼命爬了上去。那墙大概有八九英尺高吧。

  爬到墙顶后,我就两手抓住墙的边缘,身子慢慢放了下去,然后一松手,落了下去。原以为也就八九英尺高,谁知墙的北面外是条护城河,这一掉下去,足足近三十英尺,我是一点没有准备。

  我跌进护城河底,身上全刮破了,撞得也很厉害,布拖鞋也不见了。我的尾椎骨撞得很重,直不起身,只好手脚并用,从沟里爬了出来,痛得钻心。地面到处冻得硬邦邦的,北风冷得刺骨。到处都是一摊摊未化的积雪。

  我慢慢爬到了华清池北面的小山上。天色渐渐变白了,我到处找地方躲,却是徒劳,周围连棵藏身的树丛都没有。华清池里还在战斗,我的卫兵人数不敌叛军,边打边逃,叛军一路追赶,枪声渐渐朝山坡方向移了过来。我相信自己是逃不了的,一定会被害,那一刻真是非常的绝望。

  接着,我的信心又回来了,开始长时间真心祈祷。我向上帝认罪,坦承自己的缺点,祈祷说,要是上帝真的选择我领导中国走向获救,他就会显灵,将我引往安全之路。

  我睁开眼时,天色更亮了。不远处,有两只白色的野兔。我知道上帝果真显灵了,那两只兔子,将会把我引往安全之地。我跟着它们,蹒跚地走在山坡上。它们一停,我就平趴在地上休息。最后,它们躲进了一块大石后面。我跟着爬到石头跟前,发现那石头下面正好有足够地方,可以让我藏身。

  不久,叛军恢复了秩序和军纪。它们在大石下发现了我,没有杀我,也没有折磨我,只是把我带回了华清池。后来,他们又把我带往西安城里,把我囚禁起来。

  在西安,总司令被关押在张学良的总部。他不吃饭,不喝水。尽管伤得不轻,饱受折磨,却将医生拒之门外。对劫持者提供的服务和物品,他也一概拒绝,只提出一个要求,让他们送来了一本《圣经》。他汤也不喝,被套床单不许人来换,澡也不洗。被抓的头几天,他不与劫持者说话,不进行任何谈判。醒来的时候,只一门心思阅读《圣经》。直到几天后蒋夫人乘飞机抵达,这一切才告改变。

  自1936年12月被劫持后,总司令便深信,他是上帝选定之人,将带领中国走向最终的救赎。至今为止,无数事件表明,他这一崇高信仰,是有充分根据的。(《民国采访战》,(美)哈雷特·阿班著,杨植峰译,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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