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年毛泽东与哪位国民政府参议员促膝长谈通宵达旦

2016-12-27 09:19:32  [来源:人民网]  [作者:肖建平]  [责编:张建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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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近代以来中国落后的原因是文化失调还是政治腐败?毛泽东和梁漱溟都认为造成近代中国落后的根源出在中国内部。梁漱溟在《乡村建设理论》中指出:“外界问题(帝国主义)虽是有的,但中国内部问题大过外界问题。”(《梁漱溟全集》第2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63页。)毛泽东读到这里写下批注:“问题在社会崩溃,外患成为障碍。原因在于自身这是对的。”(陈晋:《一九三八年毛泽东与梁漱溟的一次争论》,《中共党史研究》1990年第5期。)所不同的是,梁漱溟将问题归结为文化失调,而毛泽东则认为根本在于政治制度。《乡村建设理论》中提出:“中国问题并不是什么旁的问题,就是文化失调;——极严重的文化失调,其表现出来的就是社会构造的崩溃,政治上的无办法。”(《梁漱溟全集》第2卷,第163页。)梁漱溟认为文化因素是导致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的根本,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是好的,只是五四运动被打倒后失调或者说断裂了。他还认为,中国发展的关键是首先是要先将中华文化修复好,而不是依靠“欧风美雨”或马克思主义的改造。毛泽东对此表示反对,他在《乡村建设理论》的批注中反问道:“不是政治不好,而是政治分裂?”在毛泽东看来,中国社会文化的危机,不是政权的断裂和分裂,根源在于中国社会文化的“旧体制”,即旧的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妨碍了中国的进步。同时他批评梁漱溟的观点是“统治者、改良者的思想全部”。(参见陈晋:《一九三八年毛泽东与梁漱溟的一次争论》,《中共党史研究》1990年第5期。)毛泽东认为,中国旧有的政治制度是落后腐朽的,正如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总结的:中国近代丧权辱国的原因,“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0页。)。因此,要动员群众将其打破、重建,由破而立。简而言之,二人的分歧就是“文化与政治”之争,体现出主观唯心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在中国传统社会认知方面的差异。

  第二,中西文化产生差异的根源:生活方式还是生产方式?梁漱溟阐述了中国近代落后的原因在于文化失调的观点之后,力图从中西文化不同的角度入手来论证这一观点。他认为中西文化迥异,西方文化是“个人本位”,而中国文化是“伦理本位”“职业分途”。这个观点毛泽东也表示赞同,但他并不认同梁漱溟提出的生活组织方式的不同是中西文化存在差异的根源。梁漱溟在《乡村建设理论》中提出:“西洋人从来是团体生活,自宗教开端,以至于经济、政治,处处皆然。而中国人从来缺乏团体生活,处处像是化整为零的样子。”“零散则无力,组成团体则力量强大。”(《梁漱溟全集》第2卷,第193页。)他认为不管是过去的宗教国家,还是今天的民族国家,西方人民过的都是团体生活,重视契约,形成合力。而中国人散漫、消极,力量分散。虽然中国人也讲“四海一家”“天下为公”,但“小起来甚小,大起来甚大——然真所谓大而无当。因这样无边际的东西,抓也抓不着,靠也靠不得也”(《梁漱溟全集》第2卷,第194页。)。对此,毛泽东认为梁漱溟认识得不够深刻,没有看到伦理关系和组织关系背后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毛泽东指出,“伦理关系是上层建筑,他的下层基础是农业经济”,“这些都是封建制度与资本制度不同之结果”。(陈晋:《一九三八年毛泽东与梁漱溟的一次争论》,《中共党史研究》1990年第5期。)

  第三,救亡图强、民族振兴的途径:乡村和平建设还是阶级暴力革命?关于这一点,毛泽东与梁漱溟都认为解决中国问题关键在内部,也认为这个内部指的是社会基层,得从基层改造着手。不同的是,梁漱溟的改造方案是温和的乡村文化建设,毛泽东则提倡并推动农村土地改革运动和阶级革命。

  是否存在阶级,是否需要暴力革命,不仅是一个认识问题,更是一个立场问题,在这一点上,毛泽东与梁漱溟是针锋相对的。梁漱溟认为中国社会构造有其特殊性,只有“职业分途”,没有阶级对立,他说:“我平素认定中国社会有其特殊构造,所有封建社会资本社会这一套观念都适用不上。”(《梁漱溟全集》第6卷,第218页。)“没有阶级,所以不能用武力统治,而只是以教化维持秩序”(《梁漱溟全集》第2卷,第221页。),所以要用乡村改造的方式恢复秩序。他认为在中国,“历史上只有一治一乱之循环而无革命”(《梁漱溟全集》第6卷,第219页。)。那么,“阶级”这个词从何而来?梁漱溟认为,这纯粹是外来观念,是削中国之足适马克思主义之履。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中国封建社会始终存在着农民与地主两大对立阶级。不然如何解释几千年来农民生生不息的反抗斗争?梁漱溟没有看到土地高度集中于地主阶级和人民要求占有土地的深刻矛盾,以及由这一矛盾导致的不断的农民起义的事实。他以“中国构造特殊论”否定阶级和革命的存在,从而否定中共革命的合法性。这引起毛泽东与梁漱溟之间的极大争论,被梁漱溟称为“互不相让的争论”。据梁漱溟回忆,毛泽东批评道:“中国社会亦还有其一般性,中国问题亦还有其一般性;你太重视其特殊性而忽视其一般性了。”梁漱溟反驳道:“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在其特殊之处;你太重视其一般性,而忽视其特殊性,岂可行呢?”(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梁漱溟回忆录》,第188页。)在梁漱溟临行之际,毛泽东建议梁漱溟去读一下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反杜林论》中提出,“世界的真正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7页。),而不是梁漱溟所说的文化或者精神。书中提出暴力不是绝对的起破坏作用,“暴力在历史中还起着另一种作用,革命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第191页。)。后来,梁漱溟回经武汉时读了《反杜林论》,从而对马克思主义有了更多的了解,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取得了胜利,梁漱溟对上述看法也作了反思。

  梁漱溟与毛泽东,一个是文化改良主义者,一个是马克思主义者;一个侧重以文化的视角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一个侧重以政治的视角认识和改造中国。(据胡乔木回忆:“毛主席自己说:从政治上看问题,我的兴趣在这里。”参见金冲及:《一本书的历史:胡乔木、胡绳谈〈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210页。)二者信奉的是两种不同的救亡思想,寻求的是两种不同的救国道路。尽管双方在救国方式和手段的认识上始终存在根本性差别,但他们所秉持的救国救亡的立场是一致的,这决定了毛泽东与梁漱溟在交换意见时能够做到求同存异,因而碰撞出富有启发意义的思想火花。

  四、思想的交锋与交融促使毛泽东进一步思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

  马克思主义作为宏观的科学理论,不可能为各国革命遇到的微观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将其应用于各国革命实践时理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指出,马克思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49年版,第3页。)就中国而言,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该化什么、怎么化、化作什么,这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于实践过程中首先要回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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